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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孝治国的汉帝国

发表日期:2014-12-4  点击率:989
 
 
 

   

开始以孝治国的汉帝国

 

汉代建国是在秦一统的基础上,秦及秦之前各国争战,各诸侯国虽然也认识到以孝悌代表的优良品德、对国家的作用,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使世风民情崩坏、经济出现凋敝、伦理道德下滑,百家争鸣是那个时代思想上的主旋律,其主张却因为大多不能被各国所实行,只是处于理论方面。汉建国后经济和国力上的匮乏,甚至汉高祖在建国之初找不到同一种颜色的四匹马为其驾车,以彰显国仪。汉初数十年所行的黄老之政是为了与民休息。为使国家能稳定发展、端正与改良社会风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稳定统治,儒家的孝道便成为汉初大力推行的教化目标了。

汉初对孝道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统治层对孝道的重视程度。《汉书·帝纪一上》记,公元前206年汉建国之前,刘邦就每五天朝见其父(太公)一次,并且下诏天下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首位太上皇。不仅如此,汉代学者应劭在注解《汉书·帝纪一下》的“丰人”一词时说:“大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即刘邦父思归家乡,刘邦害怕父亲返乡后不能更好地事奉他,于是在关中新建“丰县”,取名新丰。刘邦对其父的奉养有养亲、悦亲、尊亲的意味在内,这在汉建国之初为国家树立了榜样。自刘邦之后,汉代诸帝沿用其孝行,在汉代二十五帝中,谥号为“孝”的帝王就达二十一位。

汉初对孝的理解和应用是多方面的。从思想上看,汉初诸多文化认识到孝德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向国家提出大力宏扬孝。汉初大臣陆贾着《新语》,上呈刘邦,他在《慎微》篇中主张:“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主张国家对人们德行的培养,要先从孝这种德行的养成开始教化,人们拥有了“孝”这种德行基础,就可以内修己身,外忠于国,社会风气自然也就会好转。之后又有叔孙通、韩婴、贾山、贾谊等人着书立说向国家宣传孝德的重要和国家树立孝风的重要。《汉书·董仲舒传》记在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前,与汉初国策“与民休息”的同时,至少在思想界,孝道已成为汉初的大事,这也为汉代的尊儒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初的兴孝为后世开创了许多新的方法。《汉书·帝纪二》记,汉惠帝四年春正月,皇帝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可能是我国封建时代选官制度“察举制”最早的记录。“举”意为推举,“复”意为免其徭赋,“举”与“复”的中心孝悌都是其主要内容,这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对百姓的吸引力是极大的。之后的汉初诸帝都沿用此策,直至汉武帝元朔元年,汉正式确立“察举制”,《汉书·帝纪六》记下了这件事,当时汉武帝下诏说:“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唐代杜佑在他的《通典·历代制》中近一步补充说:“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这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制度,察举制的出现和完善,即为后世选官制度提供了榜样,同时也以孝的名义进一步打击了汉之前的世卿世禄制度。为士人进身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良好的德行,其基础是“孝”和“廉”。

德行培养方面,汉初也开封建时代的历代风气之先。《汉书·循吏传》记,西汉景帝时四川一带:“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这一记载是我国封建时代官办学府以孝修德的最早记录。汉武帝即位后更是将这一制度吸纳采用,《循吏传》中记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便是在这一基础上所颁政令,至西汉末年,国家所确立的“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制度,这段记录在《汉书·帝纪十二》中的文字,更是明确了孝德在学校德行培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汉初国家为了弘扬孝德,在国家设《孝经》博士,汉代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记:“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研习《孝经》的博士当然不止是学习《孝经》、传承经义,增扩对孝道的认识和培养、教化人们的孝德、孝行,也是他们主要任务之一,国家如此,地方上也有相似的职位,汉代的校、庠、序等学校中的《孝经》师正是与此相对应的职务,只是他们的工作更具体,所担负的教育责任也更重。

在先秦古籍中,有关养老的制度是与兴孝是分不开的,孟子在《尽心上》中曾说:“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汉代是周王朝之后第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其礼法制度又大量采用周代的礼法,养老制度也是如此。汉之前长达数百年的战乱,更让汉初的统治者认识到收拾民心的重要性。国家能养老,所表明的是国家处于稳定的表现;家庭能养老,是家庭生产有余或者说家庭成员能和谐相处的标志。这种和谐和稳定正是国家发展和秩序建立所需要的。《汉书·帝纪四》记,汉文帝二年国家下诏说:“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之后下令国家对八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的老人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诏令明确点出国家养老的意旨所在是兴孝,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鼓励人们兴孝养老,肯定了孝德是天下的大德,孝养其亲是为人子女应当运做的事情。文帝之后的汉代诸帝代表国家多次下诏令兴孝养老,开创了我国封建时代养老制度的先河,也为国家良好风俗的建立和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汉初兴孝,也使汉代孝悌观念深入人心,很好地在国家中诠释了《孝经》开篇“夫孝,德之本”这一定义的社会作用。在汉代无孝不可以立身,汉代较完备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为孝德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元代的郭居敬的《二十四孝》中汉代的孝子有九人,为历朝之冠,这不能不说是与汉初建立的兴孝政策密切相关。同时汉代定制,对于那些不孝之人,即便是皇室、贵族也以孝的名义给予处罚,直至夺爵灭国。自汉始,汉之后的历代延用了这一方法,使我国封建时代在统治层,是否具有孝德,有无孝行成为了继嗣承统、续国兴家的标准之一。“孝”做为美谥,汉代诸侯中因孝得谥的人,因“孝”得以承继、封茅裂土的诸侯达数百人。四川的舒大刚先生在着《中国孝经学史》时统计,两汉时期因具有孝悌德行而被举荐的人接近八万,有名可考的人也近四百人。在这种风气下,国家更是重用由孝亲而“察举”而出仕的官员,这类官员也渐成汉代官员进身的正途,由“察举”出身的官员也往往在当时被称之为“清流”,成为被国家士人所尊奉的模范。于是在这一制度下进孝悌、黜不孝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德和风气。

汉初的兴孝扩大了孝的内涵,先秦时关于孝的诸多论述大多是浮于表面,《孝经》中谈到的许多有关孝的观念,比如养亲、敬亲、尊亲、爱亲、悦亲、显亲、孝为忠本等,由于战乱和风俗离乱,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完备的风俗,更不用提在国家层面建立制度,以及在思想、教育层面成为必修的德行。秦的一统,法家思想的独秀,道德的养成更使孝道在当时深于低谷。

汉初陆贾在仓皇《新语·术事》篇中论秦时说:“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亡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说法虽然有所偏颇,但几乎成为历代的共识。而文中所提的“德”、“道”、“仁义”又与孝德的分不开。因此汉初在秦亡的教训下大力兴孝,将孝成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将孝德、孝风的建立与忠诚国家的观念联系起来。上文所说的各种制度所提供的是一种保障,在个人修养上汉代更是如陆贾所说:“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无论是大功的建立、大名的确立,修孝德、养悌行都是至关重要的,汉初的思想界认为如果连小的、纤微之事都不能处理,在家中都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立身处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的人也在汉代,也不认为其人可以成为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的社会风气从汉代始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对忠和孝的理论更进一步进行了论述,他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这一观点明显与他的“天人合一”观点相合,他的思想也为汉武帝所接受。结合汉初所建立的制度,孝德是世人立身于世的根本,成为当时的共识,孝德的养成同时也成为培养对人们对国家忠诚度的必备且首要条件。国家的大环境如此,各地习孝以养忠诚便成为了一种风气、一种制度、一种施政方法、一种育材途径。

汉初的许多兴孝的政策,是对先秦时期孝道观念在政治制度上的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同时也为后世确立了兴孝的典范和榜样,后世许多兴孝之策可以看成是汉初这类政策的解读、重申、深化,也为后世儒家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建立开拓了思路。更为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优良社会风气――孝悌之风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骆明)